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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合理限度的判断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20-07-13 19:15 浏览次数: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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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诉《北京××月刊》杂志社名誉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3567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名誉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张某
被告:《北京××月刊》杂志社
【基本案情】
       原告系北京少城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少城时代公司)签约歌手,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北京××月刊》是被告出版的以时尚、娱乐新闻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期刊,每期发行24版,每月出版。
       2015年2月5日,《北京××月刊》在封底刊发了署名作者为王某、题为《我们为什么要嫌弃张某》一文,配有原告照片一张。涉案文章内容主要如下:“因着张某学会了‘anti’这个词……听到的传闻是,当时××搞黑幕找她谈,签约便许她一个名次,而她反间谍对谈话现场录了音,说你们要是不让我进前三我就向媒体曝光。一方面这是反抗强权,但另一方面这个女孩的心机也表现在此了……而时装编辑掩面长叹,十年过去了,怎么还是那么土啊!……但是她的眼睛无神,没有光芒和真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讨厌张某,希望她早点离开’……”
       另查,涉案文章除在《北京××月刊》刊载发行,在被告运营管理的《北京××月刊》微信公众号及认证微博同时予以发表,现已删除,删除时间无法确定。涉案文章登载的当期《北京××月刊》因已经公开发售,无法收回及销毁。
       双方均认可,涉案文章属于评论性文章。就涉案文章事实描述部分,被告表示,其消息来源均为其他新闻媒体的公开报道。
【案件焦点】
       评论性文章是否构成公正评论的认定标准。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评论性文章是否构成公正评论,应符合以下条件:第一,评论若系基于一定的事实作出,该基础事实应为公开传播的事实,即已披露的事实,而不应是由评论者自己凭空编造的事实,也不是明显不真实的事实;第二,评论的内容没有侮辱、诽谤等有损人格尊严的言辞;第三,行为人没有主观过错。
       第一,从涉案文章评论所基于的事实内容看,主要包括有关原告参加唱歌比赛的相关内幕以及“甚至有线人汇报,她是小三,现男友是大款”等个人感情生活事实。即使引用公开报道的事实进行评论,也并不意味着评论者可以免除事实审查的基本义务。一方面,新闻媒体具有独立调查和编辑的自主职能,即使仅传播信息,也负有避免不实信息扩散、避免他人名誉受损的义务;另一方面,不对信息真实性进行基本审查,基于此作出的评论也难以做到公正客观。涉案文章所涉事实涉及比赛内幕,特别是涉及“小三”这种特定的贬损人格尊严的评价,即使已被其他媒体公开报道,也可能有明显的不真实、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被告应对此进行必要的审查判断。并且,被告使用了“有线人汇报,她是小三”这样的措辞,容易使读者误解为该“小三”的结论系被告通过调查核实所得或被告有所谓“线人”的消息源,已经构成虚构事实。
       第二,评论内容是否有侮辱、诽谤等有损人格尊严的情形。从事实方面看,被告没有实际进行调查核实,以“有线人汇报”的方式使得一般读者认为被告经过调查而得出原告系“小三”的结论,已经构成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贬损原告人格的诽谤行为。
       第三,关于行为人过错的问题。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应当以一个“诚信谨慎的人”在相同情况下须尽到的注意义务为标准,同时考虑行为人的身份地位、发布内容、认知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在自媒体高速发展的当今,公众有权在公共社交平台发表个人对事件、人物之主观评价,特别是对公众人物的评价。但评论的一般注意义务仍应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及对不当言论造成的侵害积极减损作为标准。同时,根据行为人的不同身份地位,其注意义务标准也应有所不同。作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专业媒体,发布评论时,除不应违反一般注意义务外,其评论还应基于公共利益作出。
       原告的身份为歌手,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演艺事业从业人员,被告是娱乐时尚类专业媒体。原告的个人内在、外在形象是体现其艺术水准、市场价值的重要方面,被告围绕此方面进行正当评价,符合与原告身份相适应的公共利益。但是,专业媒体不仅仅是公众言论的平台及中介,更具有自主编辑、表达的职能。相较于普通公众,专业媒体无论对公众人物作出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均应避免体现个人好恶的表达,而应遵循专业、理性、有理有据的原则,以正当发挥媒体舆论监督、评论的职能。从《北京××月刊》的整体内容及风格来看,其涉及娱乐、时尚行业的热门事件、人物、产品的介绍及评论,内容健康、观点独立公正,兼具信息传播、观点表达、审美引领的功能,属于具有一定品位和专业素养的刊物。但综观涉案文章,通篇除引用部分不利于原告的传言事实外,评论部分无论是表达作者观点,还是引用第三方言论,均发表和选取了带有强烈个人好恶色彩的情绪化语言,缺乏评论之合理依据,与被告作为专业媒体的身份及刊物的整体风格极不相符。而文章作者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在撰写涉嫌侵犯他人权利、显然有失公正的评论文章时,被告仍然将此文刊登在显著位置,应当认为具有过错。综上,被告发表的文章评论缺乏事实依据,内容贬损原告人格尊严,且具有主观过错,不能构成公正评论。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其出版的《北京××月刊》封底登载致歉声明,致歉声明内容由法院审定,刊登一期,版面不少于整版的六分之一;《北京××月刊》官方微博、微信应同步予以刊载致歉声明,官方微博应将致歉声明置顶不少于48小时;如拒绝履行,法院将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本判决书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负担;
       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张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张某公证费3000元、交通费30元、律师费5000元;
       四、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从本案文章的主要内容来看,涉案文章属于评论性文章,与一般的事实报道类新闻有所区别。因此,本案的审理涉及媒体发表评论性意见的合理限度问题。
       从涉案文章的内容来看,涉及引用事实的部分所占比例较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的规定,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本判决确认了评论性文章涉及事实的认定标准,认为评论性文章不同于新闻事实报道,其对事实真实的要求标准可以适当放宽,可以基于公开报道的事实进行评论。但是,这并不代表媒体可以免去事实审查的义务。如果已经公开的事实明显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利,如涉案文章中引用的公开报道的事实涉及“小三”等可能侮辱他人人格的事实,那么作者及出版单位应对此进行审查,仅以评论所引用的事实属于公开报道作为免责抗辩事由,不能予以支持。
       本案审理的难点在于,文章的大部分内容系对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的外形、性格、审美等的主观评价。此种评论性内容的合理限度又为何?在传媒事业高度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演艺明星更加重视经营个人外在形象,其外形、审美等日益成为个人价值的重要体现。演艺明星与相关的新闻媒体之间处于相互成就、相互制约的关系,新闻媒体对于演艺明星的报道,既可能起到正面宣传作用,也可能是监督作用,甚至造成负面影响。本案的审理,确立了新闻媒体评论性意见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的评价标准,即应当以一个“诚信谨慎的人”在相同情况下须尽到的注意义务为标准,同时考虑行为人的身份地位、发布内容、认知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特别对作为有较大影响力的专业媒体进行公正评论的合理限度提出了标准;第一,应基于公共利益作出评论而非个人观点的宣泄;第二,应遵循客观、理性、有理有据的原则。综上,在判断是否属于客观、理性的评论时,本案判决结合了涉案杂志的整体构架、其他文章风格等,得出涉案文章明显与被告作为专业时尚娱乐媒体的身份不相符合的结论。
       在自媒体高度发展的时代,通过本案的审理,合议庭充分考虑评论性质、评论事实来源、评论者身份、被评论者身份等多元标准,为新媒体时代公正评论标准的设定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裁判标准。

编写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孙铭溪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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